这一次我想笑，但是没有笑出来。我仍然扳着脸。
他个子很高，两条腿长长的没地方放，样子真幽默。见我不开口，他就随手拿起书桌上的电子计算机乱按。我一看，咦，跟我那只一模一样。我俩相同的地方倒真不少。
他放下了计算机，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洗了碗就马上整理东西搬走。”
我心里面打了三分钟仗。
我跟自己说：“阿玉！机会是要抓住的。阿玉！这间房间里的七彩美女照已经没有了。阿玉！你不打算进修道院吧？阿玉！这年头，做人要眼明手快啊！”
我决定了，虽然红着脸，我还是缓缓的问：“为什么要搬走？我没有要你搬走啊！”
他转过头来，大喜过望，“真的？”
我点点头，“你付了两星期的租，才过了六天，今天第六天，才开始呢，你打算搬吗？找到新房子啦？”
他笑了，笑起来牙齿雪白，很稚气的。“谢谢你——真对不起，不过我知道怎么补偿，我请你去看场电影，然后我们去吃顿饭——奇怪，你一点也不像玛丽说的那个阿玉。”他忽然想起来，瞪住我。
我不好意思的笑笑。但我也不是狐狸精就是了。
但这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我这个周末不会再寂寞了，下一个周末也不会寂寞了，这才是重要的。
国际营
在外国念书的时候，不同国籍的男朋友多，不算稀奇，但是回来做事，身边仍然跟着英美法苏四大洲的男人，就不算是那么好笑的事了。
我知道他们背后说得难听之极，叫我的办公室为“国际营”，我就名正言顺的做了国际女郎。虽然自问清白，而且性格开朗，也为这件事烦恼不已。
妈妈很为我抱不平。
她常常在亲友面前解释：“……也许性格明快，回儿的外国朋友特别多，其实他们之间很平常。”
我往往阻止她，“算了，妈妈，越描越黑，随别人怎么说，别去理他们。”
“有些事是不能太大方的。”妈妈说：“你不澄清，人家的话就多。”
“你越澄清，人家的话更多。”我提醒她。
妈妈气，“我同他们打官司。”她说：“管他们的嘴。”
“官吃饱饭没事做，还理这些琐事？人家担心香港前途问题还来不及，你为芝麻绿豆的事儿烦恼。”
“回儿，可不可以转一份工作？”
“我就快要升级了，而且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公布，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转什么工作？
“—避一避那些外国人。”
“避不开的，香港高度华洋杂处，每间公司都有外国人。”
“你别跟他们太亲热。”
“在同一机构内工作，大家兄弟姐妹一般，难道板着面孔做人不成？”
“你就是笑得太多！”
“妈妈，你别先入我罪，我有我做人的自由。”
“就是太自由了，你不知道外头的人说得多难听。”
“外头的人？我又看不见，我又听不到，管它呢。” 你不管我还得管。”
“妈妈，我劝你同那些长舌妇少来往。”
妈妈真可爱，“我自己亦是个长舌妇，我不同她们来往，同谁来往？”
“那么你也攻击她们的女儿，说她们是千年老妖精。”
“回儿！”
“为什么不呢？四十多岁的女人，一个个作小白天使状，面孔化妆得似大殓入棺模样，还充其拥有弱小心灵，想假冒廿九岁零十一个半月……算了吧。”
“你当心进拔舌地狱。”
我不在乎，“要拔大家拔，陪我的人多得很，我顶多轮在湾仔，不知多少人在宵湾。”
“上班去，我说不过你。”
我笑一笑，回公司。
公司里的人也不可爱，一个个明争暗斗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，时常超级踩人，不好应付。
我并不是宠将，说我特别会做，我不见得，特别不会做，当然也不是，反正我会混，嘻嘻哈哈胡调，老板你不满意吗？无所谓，再做一次，反正时间是公司的，早受收买，心里不舒服，想想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馀，也就算了，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没有苦水，吐个屁。
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，贩夫走卒混，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，辞了工又该作啥？搓麻将、逛街、吃茶？几时到老？
不可能的事。
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。
国际新闻社里，当然有各式人等，包括美籍日本人、中印混血儿、法国马赛人、美国德州人、葡英混血……单单少中国人。
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，没有中国人？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！怕得要，再安慰她也不管用。
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？
真头痛。
慢慢来吧，我也向往结婚，希望像俗话形容的“嫁得好”，但此事不能强求，我连密友都没有。
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，“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？”
“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，”我说：“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，怎么办？”
法国人笑：“下班去喝杯酒吧。”
我想起母亲的叮嘱，“不去了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我看看他，微笑，“我头痛。”我指指头。
“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忽然小家子气起来？”
我不响。
过一会儿我说：“法朗索娃，找别人去。”
“我喜欢同你闲扯。”
“人家玛歌很喜欢你，又是你同乡。”
“你自己不去就算了，别跟我乱推荐人。”他生气的走出去。
我叹口气，总会得罪人，你总会得罪人。
没到一会儿，又有人进来，我抬头，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。
“嗨，蜜糖儿，”他说：“今夜有空？”
“头痛，没空。”
“拒人千里之外。”他说。
我说：“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。”
“有没有帮助？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？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。”
“别灌迷汤了，我已经三十岁，不受这一套，对外头打字员说去。”我摆手。
“颜回，别恃宠生娇。”
我说：“真的头痛。”
他耸耸肩，“下午，我再来约你。”
我关上门，燃枝烟，打开报告，刚预备做，那个日本人踢开门。他是我上司，我不得不
敷衍他，同他混。
我说：“早，今天心情如何？”
“坏。”他一屁股坐下来。
我连忙扯一个笑脸。
“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。”
“是是是。”我笑着说。
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为什么不施展出来？”
“老板，你对我估价太高了。”
“别找籍口。”他板着面孔。
我仍然挂着假笑，假得像真的一样，心里想：小人得志，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，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，你这只乌龟。
“是真的，你要求太高，你自己太能干，事事要一百分，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，你都看不入眼。”我张开嘴，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。
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，我只为保护自己。
“我不管，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，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，写一千次！”
“可以可以。不过下一次一定好。”
“你是怎么搞的？一点都不专心！”
“没法子，六年来一直是这样，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么想，居然做下来了。”死鬼，就是你特别爱找碴，你又不是老板，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，陪你混就混，我比谁不会混。
“今夜有没有空？”正题目来了。
先吓唬我、批评我、伤我自尊，把我说得一文不值，然后约会我，算是提携。
我说：“我头痛，山本先生，我不想出去。”
“约了别人吧？”
“晚上打电话来查我，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。”
他哼一声，不出声，我也看着他，不出声。
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，只是听听电话，说说笑的优差。
把山本打发走了，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。
最近工作效率很差，功夫上错漏百出，大概是时间到了，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，那也得看嫁的是谁，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。
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着白马踏踏而来，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，又有什么用？
我颇有点心灰意冷，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，那是不行的，凡工作都有倾轧、排挤、斗争——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后一层，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，故此只好向上爬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我把头理在桌子上，在江湖太久了，咱们像定了型似的，很难走回家庭去。但我是这么累，我叹息，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外表看上去，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。
我刚安定没多久，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，“怎么，颜，又郁郁不欢？”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。
“你想我怎么样？”我反问：“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？”
“别拿我出气，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，是否由你负责？”森姆问。
“不是！怎么推到我头上来？”我气愤，“那两个新丁为什么不做？”
“嘿，新丁得宠，你不得宠，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，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，又自不同。”我说。
森姆讶异，“ 值得吗？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，他又不能捧你上天。”
“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。”我闷闷不乐。
“谁不受气？”森姆说：“别说我阿Q。”
“不会，我比你更Q，我干脆姓Q。”
“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，你好自为之吧！”森姆出去了。
我无奈，背上相机，出发。
那科学家年纪很轻，是中国人，长得很端正，一表人才，十分出色，姓陆。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，便打道回府。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，他咬定了我不行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，此刻，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，都来不及了，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，人在上，我在下，除了忍无可忍，重新再忍之外，别无他法，每一间公司，每一个机构，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。
管伙计合理、听话，持大学文凭，有十年经验，他还是爱踩就踩、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。
每天早上，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，就同自己说：这么好保养为的是什么？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，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屁股罢了，唉。
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。
习惯了。
德国人议斯问我：“你不舒服？”
“吃不下饭。”
“看开点。”他笑。
我坐下来，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，没有什么精粹可言，平平稳稳，普普通通，交上去。
日本人出来说：“为什么不自己交进来？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？”
“好好好，我以为你关着门，不想人打扰你。”我仍然息事宁人，怎么都不同他摊牌。
他拿着访问，看都没看仔细，“这开头不好，谁会看这样的句子？重写过。”用铅笔一笔勾销。
我心想笑，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，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。
“你明白我说什么？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。”他吼。
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。“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。”
他进房去关上门。
我耸耸肩。
法朗索娃走过来，“干嘛？他跟你是耙上了。”顶关心的，“你什么地方得罪他？”
我问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三个月前，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，颜回的稿子最好。这一下子赞坏了，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，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，我早就变成八块。谁想害死谁，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？”
“我完全相信。”法朗索娃点头。
“下了班去喝酒吧！”
“好。”法朗索娃问：“你头不痛了吗？”
“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。”
借酒浇愁，难怪中环酒吧，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。
大冢江湖混饭吃，谁当真救国救民？得过且过，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，他是想我辞工吧！但是我不会那么做，不是不想争一口气，而是无处可去。
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有人同我说话：“颜小姐？”
我转过头去，“咦，陆先生。”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，心里有些高兴，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。
他温和的笑，“下班来轻松一下？”
“麻木一下。”我更正他。
“不介意我坐你身边？”
“欢迎之至。”我喝了一点酒，活泼起来，用手撑着头，微笑，“请坐。”
法朗索娃说：“喂喂，这是我的位置。”
“滚开，”我说：“别吵。”对陆说：“那是我的同事，不必理他。”
“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。”
“简直没有中国人，只我一个。”我笑。
陆说：“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，也同洋人差不多，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。”
“那么久？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。”
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，“不是说头痛吗？”
“去地狱。”我说。
陆笑，“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。”
“外国人，不必对他们好。”我懒洋洋的说。
陆看看我，“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。”
“如果你像我这样，天天受着洋气，你也会学我。”
“真的有那么多气受？”他笑。
我凝视他，“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，像我们这一行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，人才过剩，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，况且各人学历又杂，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，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不好意思，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。”
“大家同胞，有话不妨说。”他幽默。
忽然之间我很感动。
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，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。
三十岁的女人，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，说不胜说，也无必要说，我忍下来。 “吃过饭没有？”陆问。
“没有。”我盼望地看着他。
“我们一起吃。”他站起来。
议斯与法郎索娃，还有亚方素也在，都齐齐叫出来，“喂喂，颜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我说：“我与中国人去吃饭，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。”
如果妈妈听见，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。我也费事多讲。
到了餐馆，酒意去了一半，有点窘，只好继续喝酒遮丑。
再下去我会醉，我知道大事不妙。
“别喝了，明天还上班呢。”陆温言的说。
我放下了杯子。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，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，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，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，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——拿男人的薪水，做男人的工作，男人受得了，她也该受得了。
我感喟。
他说：“我会在香港留下来。”